卢卡斯批判、理性预期、猪周期怎么理解？
发布时间：2022-11-23 07:19:06
“卢卡斯批判”
“卢卡斯批判”是美国经济学家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在上世纪70年代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计量经济政策评价:一种批判(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中，文章的主旨是批判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计量经济模型。
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也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他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
在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观点上，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指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
正是由于凯恩斯提出了以整体经济活动作为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区别于以往更注重对个人行为的研究，经济学从此分为现在广为人知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大分支。
计量经济模型是用静态数据作为模型的样本数据，描述、概括真实经济系统的数量特征，揭示该经济系统的数量变化规律和经济活动中各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由一个或多个随机性数学方程组成的经济分析工具。
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计量经济模型，用时间序列数据和回归分析来比较可供选择的政策措施，但这种分析模型的参数在分析过程中始终不改变。卢卡斯则认为凯恩斯主义的计量经济政策评价，在理论基础上是错误的。他认为政策制度的改变，会改变个人对政策的反应方式，同时改变了的反应方式又与模型的基础参数的改变结合，使得那些对应于政策制度的系数发生改变，这就让很多早期的计量经济模拟变得无效。这就是“卢卡斯批判”。
简单来说，“卢卡斯批判”的核心要义，认为基于凯恩斯主义的计量经济模型是静态的，没有考虑到在政策调整对人们预期变化的影响，以及人们的预期变化反过来对政策调整效果的再次影响。
在“卢卡斯批判”的基础上，卢卡斯总结前人的观点，进一步在其另一篇论文《预期与货币中性(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提出了“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理论，并因此获得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理性预期”
理性预期是在有效利用一切信息的前提下，对经济变量作出的，在长期中平均最为准确、又与所使用的经济理论、模型相一致的预期。因在经济分析中，假定经济行为的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而得名，也被译为“合理预期”。
一般认为，理性预期的思想，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弗雷泽·穆斯(John Fraser Muth)在1961年发表的文章《合理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提出。
但中国经济学家汪丁丁认为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和货币主义(Monetarism)的代表和领袖、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68年的文章《货币政策的作用(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中，已经说明了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只可以产生“惊讶”效应。“理性预期”在弗里德曼文章中，被称为“费雪(Irving Fisher)效应”。
以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也被认为是货币主义的一个分支)，认为各个经济行为主体在作出当前的行动决策时，除考虑到当前有关经济变量(如物价、工资率、资产收益率等)的情况以外，还要对这些变量将来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作出“预期”、即理性的预期。
也就是预期应与可得信息作出的最优预测相一致，但这个预测并不一定准确无误，导致理性预期不准确的原因是可得信息不一定等于所有信息。
不难看出，生成“理性预期”思想的“卢卡斯批判”和被“卢卡斯批判”所批判的“凯恩斯主义”，其前提都是在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中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假设——各个经济行为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经济人，指以完全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包括人和由人组成的团体)，每个主体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付出，获得最大限度的收获，并为此可不择手段。这种假设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
因此，卢卡斯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在于后者只利用静态数据进行政策效果的评估，不能反映出在政策与人们的预期之间产生的动态调整与影响，因此，无法解释诸多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同样，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理性预期”也仅涉及客观环境因素导致的不准确性，认为不能准确实现理性预测、或理性预测结果与最优预测存在差异的原因只是所有信息的不可得，而忽略了经济行为主体在主观行为因素上导致的不准确性。
虽然像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芝加哥经济学派另一代表人物、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在《非理性行为与经济理论(Irrational Behavior and Economic Theory)》中批评了当时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假设”，并将“非理性”引入经济学理论，但是仍不愿意全面抛弃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试图通过将经济理论和非理性因素相结合、用市场整体的理性去整合经济行为个体的非理性。
无论是贝克尔、还是卢卡斯，在对古典经济学中的静态、理性方法进行批判时，都有意忽略了群体非理性的存在。包括汪丁丁对“卢卡斯批判”的批判，也认为：经济活动中的非理性是外部条件、信息搜集能力等原因，而非心理行为原因;认为与人有关的非理性只是视作胡乱选择的随机结果，而非具有科学框架的心理行为原因;认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中的非理性“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也是从行为主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信息和信任关系的不完全等角度，而非心理行为原因。
之所以心理行为原因没有被经济学家们所采纳、所接受，并非是经济学家们刻意的忽略，而是受到所处时代所限，毕竟当时的行为经济学还在舞台的边缘，并没有得到更多的重视。虽然行为经济学并非新学，但在经济理论层出不穷的上世纪50年代-90年代，沉寂了几十年。
真正让行为经济学走入大众视野的标志性事件，当属丹尼尔·卡尼曼以心理学家身份获得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多年来被主流经济学家们讽刺挖苦的行为学及相关心理学研究，也结合经济学内容、成为行为经济学，并逐渐在世界上最好的经济系(如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哈佛大学经济系)成为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
继卡尼曼之后，又有数位行为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2013年获奖的罗伯特·席勒(但获奖并非因为其行为经济学成就)和2017年获奖的理查德·塞勒(将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纳入经济决策分析中)。多年来，行为经济学逐步发展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成果直接辐射到各商业领域，如金融、投资、营销和会计等方面。
恰恰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快速发展，让“卢卡斯批判”和“理性预期”假说出现了漏洞。
“猪周期”
根据卡尼曼的研究，人在进行决策时，大脑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系统：系统1和系统2。系统1是出于直觉、经验，缺少理性的分析基础，因而对大脑能量的消耗也较小;系统2是构建于分析、思考的基础，包括对各种信息的搜集，经过一定大脑能量消耗后，得出接近理性的结果。由于系统1和系统2对大脑能量消耗的差别，多数时间，人是采取系统1进行决策，也必然会导致非理性的结果。
卡尼曼和研究伙伴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在行为经济学中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认为个人基于参考点的不同，会有不同的风险态度。利用展望理论可以对风险与收益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而塞勒的禀赋效应，更是指出：当一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那么他对该物品价值的评价要比未拥有之前大大增加。
但塞勒也承认，目前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更多是分析行为因素对个人决策的影响，也就是微观经济学范畴有效，而行为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结合尚处于早期阶段，目前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保罗·德·格洛瓦(Paul De Grauwe))在进行相关的研究。
之所以行为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结合存在障碍，无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主流经济学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个体决策存在非理性因素(如贝克尔)，但是在市场整体上，个体的非理性将被整体的理性所取代，因此宏观角度上，仍体现出理性，另一个是根据回归分析的原理，即使会出现个别非理性的数据，最终仍会形成理性的分布。
但现实，真的如此吗?
“猪周期”是中国生猪业出现多次的一种周期性波动，这个周期一般在2-3年左右。如2003、2004年，猪价高，导致生猪生产规则增长很快，但到了2005、2006年，由于市场供大于求，猪价又开始大跌，养猪户不得不大量减少能繁母猪的存栏，加上同期流行性疫病原因，2007、2008年时在生猪市场需求变化不大的前提下，供给又出现严重不足，导致猪价大涨。随后，一轮轮的猪价下跌与上涨不断上演。
如果按照“卢卡斯批判”和“理性预期”假说，养猪户理应在政策和市场价格等可得信息的支持下，作出动态的分析和理性的预期，但实际上，“猪周期”很明显并不是理性预期的结果。
在“猪周期”中，政策影响主要是政府针对市场价格波动进行的收储和释储，市场价格主要包括生猪交易价格和猪肉零售价格、以及生猪期货等金融交易所挖掘的供需价格等信息。
虽然在猪周期中存在政策影响，但政策影响并非先于市场价格产生，更多是作为市场价格波动的结果，而且这种政策影响并非固化的预期，因此养猪户并不会对收储和释储的政策有充分的预期。
同时，猪价在市场上的波动，以及周边(至少空间距离临近的其它养猪户)的决策，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对于养猪户不再属于不可得或不易得的信息，因此仍出现猪周期的原因，恐怕很难通过“卢卡斯批判”和“理性预期”进行更好的阐释。
有学者也认为，猪周期的波动不断存在几个原因：
第一是生猪养殖结构不理想，规模化养殖占比较低，因此造成中国生猪产业的组织化程度低、各环节脱节严重，特别是供需失衡会引发游资介入，家居市场价格的波动。
第二是政策性补贴不完善，为了平抑价格波动，应通过政策信号对生猪养殖进行主动引导。
第三是预警信号不明显，多数养殖户不能及时掌握市场信息，仍然盲目追涨惜售、恐跌滥杀。
但是上述观点，存在很大争议，比如随着现代养殖业的发展，生猪的规模化发展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果，小型养殖户即使占比仍然不可忽视，但对于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同时，即使是规模化养殖企业，仍然能够看到盲目上规模、扩产能的频发。这都说明，养殖结构问题并不是导致猪周期形成的关键。
又比如政策性补贴的发放，如果政策性补贴的发放成为固化的预期，对于养殖户而言，就完全可能服从“卢卡斯批判”和“理性预期”假说的角度，根据政策性补贴去调整自己的养殖规划，发放补贴如同刺激扩大产能、扩大的产能会造成更加严重的供需失衡与养殖亏损，政策性补贴就从一种平抑价格波动的手段，变成加剧价格波动的手段。
至于“追涨惜售”和“恐跌滥杀”，则非常对应塞勒的禀赋效应和卡尼曼的展望理论。
假如养殖户之间存在囚徒困境，每个养殖户和其他养殖户都面临两种选择：养或不养。如果养殖户选择养、而其他养殖户选择不养，那么养殖户的收益大于其他养殖户;如果养殖户选择养、而其他养殖户也选择养，那么所有人的收益都是最小、甚至是负的;如果养殖户选择不养、而其他养殖户选择养，那么养殖户不会有损失、甚至可能因为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将资金用于他处而取得一定收益;如果养殖户选择不养、而其他养殖户也选择不养，那么可能会出现另一个环境下的囚徒困境。
刺激养殖户作出养或不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诱惑，也就是现行市场价格下的收益率考虑，但这忽视了同样的信息对其他养殖户同样的经济诱惑，也就是在充分公开的可得信息条件下，反而让养殖户产生了非理性的预期。
或者说，个体在可得信息的环境下作出的最优解，放大到整体当中，就可能不是最优解、甚至是最差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决策者只考虑到可得信息对个体预期的影响，以及受影响的预期对个体决策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可得信息对其他个体、及整体预期的影响，以及受影响的整体预期对所有个体决策的影响。
简单解释，就是当一个养殖户看到现行价格的经济诱惑时，没有考虑到其他养殖户也会看到相同的经济诱惑，从而让许多养殖户选择了相同的决策，即忽略了当所有养殖户都受到经济诱惑后，市场整体从现行价格到未来价格的变化。
虽然行为因素影响的是养殖户个体，但是市场整体是由所有个体所组成的，当所有个体掌握的可得信息是完全一致的，就可能形成市场整体上的趋势。个体行为因素决策在这个角度是间接影响了宏观市场。
结论
猪周期的波动，或许仍然可以通过“卢卡斯批判”或“理性预期”假说进行解释，比如养殖户没有考虑到可得信息在养殖户之间的动态影响，或者养殖户没有得到充分的可得信息、比如其他养殖户的决定。
不过，利用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进行解释，可能会更容易被人所接受。之所以，养殖户在获悉其他养殖户也可能采取同样的策略时，仍然作出不好的决定，用展望理论解释，就是在看到现行市场价格时，养殖户认为即使有其他竞争关系存在，基于不同的参考点，仍然认为自己的决策对自己是有利可图的。与此同时，根据禀赋效应，养殖户对如果错失机会的损失感，要近乎两倍于远大于放弃机会的安全感。
当行为经济学理论，足以无差别的影响到市场中的所有主体时，行为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结合就容易产生。
在“卢卡斯批判”中，已经对凯恩斯主义缺乏动态分析的短板进行有益的补充，特别是得出了“理性预期”假说，但如果能够与时俱进，将“卢卡斯批判”进一步扩展覆盖到行为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或许将会更好的解释宏观经济领域的诸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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