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钦、朱格拉、库兹涅茨、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周期详解
发布时间：2022-11-16 07:28:51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是宏观经济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各学派对于谁才是经济周期背后真正的驱动力仍存在很大分歧，但是普遍接受经济存在周期性波动这一事实。
通常，经济周期被认为由四个阶段组成，分别是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它的图形接近正弦波，因此也有观点将经济周期分为上升(或扩张)、峰顶、下降(或衰退)、谷底四个部分。
无论是哪种分类，都同意经济是呈周期性波动的一种形态。
但是，如同其他的周期性波动一样，经济周期的波动，也存在波长的差异。根据不同研究角度，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周期，甚至不同的目标对象，也都能生成自己的经济周期。
在学术上，有几种不同波长的经济周期，被多数人认可，从短到长分别是波长只有大概40个月左右的基钦周期、波长大概10年左右的朱格拉周期、波长大概20年左右的库兹涅茨周期和波长可达4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基钦周期
基钦周期是约瑟夫·基钦(Joseph Kitchin)在1923年发表的论文《经济因素的周期和趋势》中首次提出。
他根据美国和英国1890年到1922年的利率、物价、生产和就业等统计资料，从工厂生产过剩时就会形成存货、因而减少生产的现象出发，发现每隔大约40个月就会有规则的重复出现这样的周期性调整。
将这种周期性出现的短期调整命名为“基钦周期”，则是来自另一个约瑟夫、即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之后，“基钦周期”再经过其他经济学家从库存角度重新阐述后，“库存周期”的说法开始流行。所以，基钦周期也被称为库存周期。
基钦在他的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经济和价格周期是由于大众心理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做出反应的周期性循环。经济周期的粗略周期性表明人类功能的弹性重现，而不是宇宙现象的数学公式。”说明，在基钦的研究中，认为导致经济和价格周期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大众心理的反应。
在基钦周期中，企业如果预期未来市场的需求可能增加，就会积极的投资扩产，带动库存增加;假如预期未来需求的预期减弱，就可能通过降低产能控制风险、结果是导致库存减少。
企业对于市场需求的预期，可能是理性预期、也可能是非理性预期(或行为预期、心理预期)。理性预期属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重要理论基础，而非理性预期更符合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的范畴。
在中国，与基钦周期最接近的案例是广为人知的“猪周期”。
当猪肉的市场价格高时，会刺激人们的饲养积极性、造成生猪存栏规模(猪肉的库存)显著增加，当扩大的猪肉库存和供给大于相对平稳的猪肉消费需求时，会迫使猪肉的市场价格下跌。
当猪肉的市场价格下跌到严重打击人们的饲养积极性时，生猪存栏规模(猪肉的库存)就会开始减少，造成供给短缺，而供给短缺又推动猪肉的市场价格上涨，周而复始形成了所谓的“猪周期”。
从猪周期的波动不难发现，当企业的存货和营业收入同步上行，一般表示市场需求稳定、供求关系也相对平衡，企业对未来经营抱持积极的预期，就会主动扩大库存;当企业出现存货上行而营收下降，则表示供求关系向供大于求倾斜，但往往企业的生产行为还没有及时调整，这时库存的增加属于库存被动扩大。
库存变动通常会滞后于市场价格和盈利预期的变化。
朱格拉周期
朱格拉周期的出现时间远早于基钦周期，是法国经济学家克里门特·朱格拉(Clèment Juglar)在1862年的《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以及发生周期》一书中首次提出。
朱格拉认为市场经济存在一个10年左右的周期波动，他是在研究人口、结婚、出生、死亡等统计数据时开始注意到经济事物存在着这样的有规则波动现象。
受限于朱格拉所生活的时代和能掌握的资料，他认为危机或恐慌的存在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现象，而是社会经济运动三个阶段中的一个，这三个阶段是繁荣、危机与萧条，三个阶段的反复出现就形成了周期现象。
政治、战争、农业欠收以及气候恶化等因素并非朱格拉认为的周期波动的主要根源，它们只能加重经济恶化的趋势。周期波动是经济自动发生的现象，与人民的行为、储蓄习惯以及他们对可利用的资本与信用的运用方式有直接联系。
虽然朱格拉周期的诞生相对久远，但经济学家也将朱格拉发现的周期性波动，用现代的经济数据进行重新演绎。
如今的朱格拉周期一般从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看出。对设备投资占GDP的名义上的比例和2年后的投资收益先行指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投资收益的走势预示着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
因此朱格拉周期也被视作设备投资周期，特别在处于高速成长过程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其产业的迭代更加明显，对于设备投资的意愿更加强烈。
在朱格拉周期内，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会进行生产设备的投资，新的生产设备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成本优势，也会为企业带来最好的回报，随着行业性设备投资的进行，设备投资的收益空间逐渐缩小、企业的边际收益逐渐归零，此时新一轮的设备投资开始酝酿，也意味着新一轮的朱格拉周期即将启动。
库兹涅茨周期
俄裔美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1930年出版的《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一书中，提出一种为期15-25年、平均为20年左右的经济周期，即库兹涅茨周期。
由于该周期主要是以建筑业的兴旺和衰落的周期性波动现象为标志加以划分的，所以库兹涅茨周期也被称为“建筑周期”或“房地产投资周期”。
库兹涅茨根据对美、英、法、德、比利时等国19世纪初叶到20世纪初期60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生产量和35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的时间数列资料，剔除其间短周期和中周期的变动，着重分析了有关数列的长期消长过程，最终发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这样时间跨度更长的经济周期。
最典型的库兹涅茨周期是包括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所谓“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美国的大移民时期和中国的城镇化时期，主要标志是两大因素互相作用推进发展，一个是居民财产(主要指不动产)的购建，二是人口的转移。
当技术革命、产业迁移主动或被动将原本束缚在某一区域的人们推向另一个区域时，长期定居的期望会刺激建筑产业的需求激增，与此同时，该区域新增人口的生活需求也会带动建筑周边产业的快速发展，直到该区域的产业进入成熟期，对人口增量的需求出现增速放缓、甚至拐点时，建筑产业的需求也会同时出现明显的减弱。
一个完整的库兹涅茨周期就结束了。
2000年，中国在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中，就提出：“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推进城市化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实施城镇化战略。”
为了加快城镇化，2001年5月，中国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这标志着小城镇已经废除了城乡分隔制度，部分地区甚至采取了鼓励农民到小城镇居住和创业的政策。
有政策推动的城镇化运动，开始中国建筑业、特别是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然而到了2020年，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及经济下行趋势的凸显，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纷纷面临产业结构失衡、产业基础走弱等问题，原本火热的房地产市场在“房住不炒”等政策限制下更是雪上加霜，无论是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商品房销售金额，抑或是70个大中城市的住宅销售价格指数，都显露出疲态。
另外，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居民中长期贷款项(主要是房贷)，也连续数月不断减少，都说明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处于库兹涅茨周期的末端，再多缓和政策的出台，都无法重振消费端的需求，只能等待导致周期性衰退的因素彻底出清，才有机会真正出现库兹涅茨周期的谷底或拐点。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在四个周期中，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具有最长的波长、可达40-60年，多数人或许只能经历1.5个完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1925年在美国发表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一文中首先提出。
康德拉季耶夫通过对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自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100多年的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对外贸易等36 个系列统计项目的加工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可能存在三个时间跨度较长的波动周期，分别是1789年-1849年(上升25年、下降35年)、1849年-1896年(上升24年、下降23年)、1896年-1925年(上升24年、1920年后开始下降)，但第三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在文章发表时尚未结束，而康德拉季耶夫本人也没能活到第三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结束。
康德拉季耶夫认为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来看，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生产力发展的周期。但是，科学技术的创新只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起点，或者说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在萧条到谷底时的拐点，却并不是导致经济产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波动的原因。
虽然，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在其死后，同样由经济学家熊彼特提议，才被世界经济学界所接受为“经济成长过程中长时段的波动”，并且熊彼特还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与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一同纳入到其创新理论的框架之中。
但是简单认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就是某种或某几种生产技术的革命所引发的生产力提升导致的波动，或许并不是全面的。
的确，生产力可能对经济波动产生杠杆作用，生产力所能形成的效益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缩减、直至峰顶。不过，技术革命是生产力提升的重要条件，却未见得是唯一条件，同样，经济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波动，生产力是重要条件，或许也不是唯一条件。
映射到供求关系曲线中，可以认为生产力对供给曲线具有明显的影响，但包括理性预期和非理性预期也同样可能影响供给曲线的形态，另一边，生产力对需求曲线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远不如理性预期或非理性预期。
由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波长特殊性，很多观点会将其与其他自然、甚至文化因素相结合，比如太阳黑子周期、甲子周期(周金涛)等。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描述经济长周期波动的，而经济是由众多理性与非理性的市场主体的共同行为的体现，因此涉及的因素极其繁复，包括康德拉季耶夫自己观察总结的两个完整周期，也是60年和47年，所以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逼近一个更精准的时间数字只是一种徒劳、甚至是无聊。况且，经济波动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相对比例占优的主导性结果，并非整齐划一的选择，所以也不具备进行其他自然或文化周期的套用可能。
经济周期是现实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对每个人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了解一些不同波长的经济周期，有利于看清当前和未来所处的阶段，尽可能提早准备、化解或规避潜在的风险。
否则，方向错了，越努力就会越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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